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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伊吉拉特”行为是我国跨境流动恐怖活动犯罪的常见形式,不光在国内造成了严重危害,对国际社会同样形成巨大威胁,具有刑事处罚的必要性。“伊吉拉特”行为虽然具有出境的外在表现形式,但因其不法与答责性程度远远超出偷越国(边)境罪可能涵盖的范围,所以不应当以偷越国(边)境罪的原刑法条文予以规制,《刑法修正案(九)》将该行为视为恐怖活动犯罪的预备犯,从而加重处罚,具有处断上的合理性。

近些年来,以“国”[1]为代表的国际恐怖组织势力日益扩张,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形成割据力量。这种以“建国”为宗旨的路线图得以实现,大大刺激了其他国际恐怖组织纷纷效尤,他们大肆向我国境内散布以“伊吉拉特”为内容之一的宗教极端思想,煽动我国公民非法出境,参与到他们的组织中去,这使得我国境内恐怖活动出现了跨境流动的新趋势。如何规制这一犯罪行为已成为司法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
所谓“伊吉拉特”行为原意为“迁徙”,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使用的宗教词汇,经过宗教极端思想的歪曲,现在演变成为“赶赴圣战”的论调,即蛊惑他人出境加入恐怖组织从而实施“圣战”;而“圣战”经过歪曲后,一般指的是“杀人殉教上天堂”的暴恐活动。据不完全统计,2003年至2010年,新疆喀什地区查获“伊吉拉特”组织7个,涉案173人,抓获100人;2008年以后该地区“伊吉拉特”团伙的数量急剧增长;仅2011年12月至2012年7月半年时间里,新疆公安机关打掉的51个涉及恐怖组织犯罪的团伙,就有37个是“伊吉拉特”团伙,比例高达73%。{1}362014年3月1日,在昆明火车站发生的暴力恐怖活动案件,同样是因为反复出境不成而选择在昆明火车站就地“圣战”。可见,以“伊吉拉特”为导向实施的跨境犯罪已成为新疆,乃至全国境内恐怖活动犯罪的一种典型态势。

跨境恐怖活动犯罪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国际背景,此类犯罪的受害者也并非只有我国,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深受其害。自伊拉克、叙利亚地区冲突以后,恐怖组织浑水摸鱼,乘机做强做大,吸引世界各地的和极端分子投靠,目前中东外籍“圣战”分子多达一万余人,欧美国家占三千多人。{2}46

长期以我国为攻击目标的“”[2]等境外恐怖组织同样在借鉴这种发展模式,他们借助互联网等传媒技术,向我国境内大肆散布暴恐音视频资料,鼓吹包括“伊吉拉特”在内的宗教极端思想,煽动“迁徙”出境,参加“圣战”。根据官方查获案件情况来看,近些年,境外恐怖组织向我国境内传播的暴恐音视频资料呈逐年上涨态势,其中2010年8部,2011年13部,2012年32部,2013年109部,2014年上半年就发布了72部。{3}

受到这些思想的蛊惑,我国境内特别是新疆地区,出现了大批以“伊吉拉特”为目的的恐怖组织。在新疆,他们企图从伊犁、克州、喀什、和田等地出境,在内地,则企图从西南、华南地区,通过广西、云南、广东进入越南、泰国、缅甸等地,然后转道马来西亚到土耳其或是伊朗,最后到巴基斯坦、阿富汗参加“圣战”,{1}36具有极强的流动性,在“昆明火车站3·1暴恐案件”中,在实施暴恐活动以前就曾多次企图从内蒙、广州、云南等地出境,辗转多个省市,四处寻找出境通道。

然而“伊吉拉特”行为并不限于“迁徙”出境,其最终目标是要实施“圣战”等暴恐活动。由“伊吉拉特”行为走向“圣战”,其实现方式主要有四种:

其一,受国际恐怖组织吸引,各国境内的,通过“迁徙”出境的方式加入国际恐怖组织,直接从事国际恐怖活动,我国亦存在这样的情况,在2014年6月25日的《耶路撒冷邮报》中,中东问题分析专家雅克·内里亚认为:目前大概有1000名左右中国籍的“圣战”分子在接受巴基斯坦境内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训练。

其二,“迁徙”出境后,经过国际恐怖组织训练后的,可能会通过本土化方式实施暴恐活动,本土化指的是由本国的在自己国家实施恐怖活动犯罪,由于世界各国对反恐问题关注度的不断提高,跨国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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